从哈佛到湖南小镇,他心系青少年成长

当代公益微信 2019-12-18 10:47教育,ngo


本文授权转载自:世界说

编者按:成长是这样一件事——仅仅是某一时刻,某一细节的微妙改变,就可能改写一个人的未来。这是教育的难点所在,恰也是教育的魅力所在,成长自身蕴含着无限可能,园丁所要做的,是在适当的时机培育一个机会。

今天文章的主人公,就讲述了一位园丁不断创造机会的故事。他叫刘泓,从美国乡镇走到哈佛,又从哈佛走向湖南乡镇,故事就在这里展开。


一提起“哈佛”这个标签,刘泓下意识地警醒起来,脸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一直保持低调的刘泓,甚少主动向人提起哈佛这段教育经历,而人们喜欢营造一种反差 —— 哈佛高材生,回中国乡镇支教。


刘泓却对这类叙事本能抗拒,“我的教育背景,是我非常怕的一种原罪,因为它代表着某种不接地。”



 刘泓


2007年,刚刚回到中国时的刘泓正是这么“不接地”,那一年,他刚刚结束在哈佛的本科第二年课程,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和学习经历都在美国,“对中国已经了解很少了”。


那年暑假,身体壮硕的刘泓扛着一大箱书,搭上了前往湖南邵东的绿皮火车。他想将曾经在美国接受过的人文教育,以类似的夏令营形式带回到中国“欠发达地区”。刘泓只给夏令营安排了一个英文名字 —— “PEER(朋辈/同伴)”。在刘泓的设想里,PEER的使命是“让每一名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有机会选择优质的人文素质教育” 。



 2007年,刚回到中国的刘泓建立了PEER夏令营


有机会”,对于刘泓和PEER来说,这三个字意味着很多事。


从美国偏远州市,到哈佛校园,对于自己在国内外获得的教育机会,刘泓深感幸运。他知道,即使是成长路上一些灵光乍现式的“启蒙”经验,也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未来。也因此,PEER致力于促进中国城乡教育公平,想为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带去更多的机会。这条路,刘泓走到了第十二个年头


 “我意识到我很幸运” 

刘泓自认是个很幸运的人:虽然家境普通,却也享受到了父母拼搏回来的某种“特权(privilege)”。


12岁那年,小学甫一毕业,刘泓就被带往美国读书。并非“非官即富”的移民家庭,他生于武汉,父亲是普通干部,母亲是大学教师。为了争取更多可能的资源和机会,母亲在加拿大结束访问学者项目后,即带着刘泓举家迁往美国,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安了家。



 刘泓和母亲在美国佛罗里达


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举动,而坦帕市的教育质量,实际上在美国50个州里几乎垫底。


母亲曾有两年因学业没了收入,刘泓靠着助学金读完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来自条件一般的家庭、到了美国普通城市去、从非常普通的公立高中走出来的”。


启蒙发生在高中阶段,刘泓参加了一个叫TASP(Telluride Association Summer Program)的夏令营,这个项目在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选拔十多名学生,与大学教授一同阅读、讨论、做文学分析、写作。借夏令营之机,他开始阅读社会科学经典:希腊罗马、文艺复兴……


就在那个夏令营,有一位美国教授带着刘泓,试读了三个《道德经》译本。这次经验有如当头一棒,刘泓意识到,自己的西方人文基础不错,但作为中国人,却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连美国人也愿意研究中国哲学,认为它有智慧,那我呢?” 



 2000年,刘泓和初中同学在一起


夏令营的伙伴们也给了刘泓信心和动力,这些接受着精英教育的美国高中生,在申请表上大多填上了哈佛或耶鲁,那些刘泓所在的公立高中从未有人申请过的学校。他们鼓励刘泓:“为什么不试试?”


刘泓试了,竟然很顺利地被哈佛录取。


到本科,刘泓便有意识地跟随彼时的哈佛燕京社社长杜维明,学习中国历史文化,阅读《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著作。


羽翼丰满起来了,此时的刘泓动心要回乡看看。


 从不懂中国,到为学生量身订造夏令营 

刘泓认为,无论成长在哪个地方,都应该有公平接受优质人文素质教育的机会。


恰逢有一位来自湖南邵东、到美国读本科的伙伴申梦晗,与刘泓一拍即合。对标了自己都在高中获得启蒙,他们决定到中国县城高中举办夏令营。刘泓相信,这个阶段的孩子,只要有一点选择能力,改变就有可能发生。背上沉甸甸的一堆资料 ——《麦田里的守望者》、《动物庄园》、康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与另外11名志愿者,满怀期待地向邵东出发。


到了学校才发现,自己实在太“不懂中国”。拿着这些西方经典名著,他们与学生的沟通鸿沟巨大。在邵东七中的第一个晚上,大概学生见他们样子和善,当晚便集体逃课,翻出学校。第二天,教导主任将学生聚集起来大声训斥,隔了一栋楼也能清楚听见。


这和预期很不一样,刘泓和同伴们面面相觑,互相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中学教育到底是什么?


这些学生在这里生活,这个学校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PEER面对的教育对象里,许多是来自农村和县城的留守儿童。能进入县城高中已算是少部分幸运的、成绩达标的孩子,仍往往缺乏自信、不善表达,宁愿将更多时光消磨在手机上。


这是幼年时缺乏交流、无人陪伴等问题留下的烙印,但在PEER聚焦的高中阶段,大多数问题已沉潜到每一个孩子内心深处,再不会直白地表露出来,而当高考压倒一切成为老师、家长甚至学生自己的核心“共识”,沟通、聆听、分析与建议等一切至关重要的软性支持,更不得不为备考无条件让路



 参与PEER夏令营的学生在展示自己的成果


然而也正在这一阶段,仍然稚嫩的学生们却要做出一些可能影响自己一生的关键抉择:专科还是本科,要不要读免费的师范定向,如何决定志愿与未来专业……焦虑情绪掩藏在沉默之下,寻求帮助的手却不知该伸往何处。


“他们往往在很早的时候,被要求做一些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后果的决定。”


除此之外,县城学校的基础设施、硬件、教师资源,也与城市相距甚远,当中不乏用“一块屏幕”传送课堂直播的学校。


城乡教育资源不断分化,使得曾一度以升学为唯一出路的农村中学生们,面临困境的复杂程度与他们的年龄与能力所及日益悬殊。


 连接社区,找到自主的力量 

问题无处不在,刘泓思考,县城学生真实需要什么,如何帮助他们思考、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走进社区”成为了赋能第一步。这些高中生长期被围在学校围墙内,没人告诉他们需要走出校园。刘泓希望,学生能主动思考“我和社区的关系”、“我能为它做什么”,以此培养独立思维、激发能力与潜力,明白他们“有机会选择”。


每一年寒暑假,刘泓和伙伴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县城高中,带学生走出学校大门,走进社区,去发现本地问题。


学生们领到一叠任务卡后,即被带动以不同形式去全面认识社区——什么是政府职能?社区快递员怎么送快递的?大妈为什么愿意跳广场舞?如此与社区产生连接,对社区生态、环境有了整体认识,再做行动研究,促进社区行动。


贵州丹寨县一所民族高级中学的学生,发现县城里唯一一条公交路线不合理,而惠及更多人只需更改一两个站点的位置而已。这些学生们联合起来,收集了很多同学、居民的签字。在把方案提交到当地交通部门后,成功修改了公交路线,这也成为参与其中的学生们人生第一次“有力量的”行动。



 参与PEER的学生在采访当地老人,了解家乡的历史


另一个小组研究“领导力”,关于如何在村里更好服务、动员他人,于是他们探访了邻村几个敬老院,每家收集一点点情况,事情虽小,至少表现了他们对“领导力”的理解——去服务、动员和连接。


刘泓形容这样的知识为“Glocal”,利用本地知识(Local),但同时具有全球意义(Global),在核心方法上,这种“激发学生从研究到行动”,是来自于国外发展学的方法论,公共精神贯穿始终。


维持了数年短期寒暑期项目,刘泓开始琢磨给予学生长久陪伴的方式。2015年,刘泓获得一笔投资,“PEER空间”应运而生。


PEER在合作学校划出一个全年的阅读和活动空间,每个“PEER空间”有一名“挚行者”,以组织者和协调人的角色,和进入空间的学生进行交流、对话。“24小时生活在学校,如果一切时间都是为了所谓学习,会疯掉的”,刘泓说。


PEER空间给学生开出一个呼吸的缝隙,他们偶尔来读读书、下下棋、探讨本校议题,甚至cosplay等活动,在这个小空间里也能被接受。



 湖南省邵阳市城步县第一民族中学的PEER空间


有一年,有一所高中索性连元旦晚会也取消了,PEER空间的执行者便组织学生起来,做自己的音乐会。意外不少,门票演完了才送到、灯光突然出问题,但学生特别欣喜,那是自主做的事情。


离开“高大上”的公共议题,回归到“教育是生活”的本质。


 朋辈、伙伴 


7月中旬,在北京开放大学宽阔的会议厅里,数十个“PEER毅恒挚友”的志愿者正在完成最后一次培训,准备投向“PEER毅恒挚友”2019年暑期夏令营。


刘泓长得高壮,游走在志愿者们中间尤其显眼。为了听清楚志愿者的回答,他单膝跪地,离他们近些。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一一讲述自己坚持参与PEER的初心。


“我高中曾经参与过PEER的项目,受到很深的影响,考上了大学。我现在回归,希望把同样好的影响带给其他同学”,一位准备前往溆浦中学的志愿者说。


一届一届,PEER服务的学生开始回潮,走出省外、甚至国外的青年,正把“外面的世界”带回来。



 2009年,刘泓回访学生陈敏


刘泓提到,PEER营造了一种场域,老师、志愿者和学生之间,是相对平等的“挚友(PEER)”关系。许多学生在人生的十几年里,其实从未被真正平等地对待过;而志愿者作为“外来者”,进入学生成长的社区,可以平等地借助他们的视角了解本地,共同探讨社区。


十数年过去,即使碰了许多壁,“PEER”这个名字的意义,仍然随着一次次项目的叠加,更加明晰起来。如今,PEER拥有了一个与之匹配的中文名称,“毅恒挚友”。


 无法衡量的“改变” 

许多PEER带来的影响可被直观觉察,刘泓却一时无法完全以一种所谓“成效论”,去衡量真正的改变何在。


他举了些例子:一个学生去中山大学做专项面试,更敢于、更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有的学生更愿意做有些“冒险”的选择,例如改变专业,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同学散落到各个城市,会因为曾经参加过PEER而重新连接起来。还有些当地教师和退休教师,正更大胆地将自己未竟的教育理念,放在PEER空间中实施。



 刘泓在主持教师工作坊


很难特别清晰地向资助者描述这些“变化”,刘泓坦白,PEER至今筹资非常困难。学生有限,备考压力巨大,“高中”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相比“人文素质”这些空中楼阁的标准,投资者更愿意捐助显性的物资、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小学生身上。


刘泓选择坚持下去,多年来学生、老师和志愿者们给予的积极反馈,就是推动他的力量。“青年发展现在几乎没有人在乎”,刘泓说,但他相信这样的工作,总要有人去做。


未来,PEER会将重心放在成本更高的“PEER空间”上,空间的长效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非常重要;此外,PEER还会做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衔接尝试,继续围绕最核心的理念,做下去:让学生可以做选择、有思考


再次谈起“哈佛”,除了学术训练和同侪氛围以外,刘泓特意提起给他的最大感召。在哈佛25个校门当中,有个特别不显眼的校门。门拱上刻有一句话,他仍清楚记得:进门一侧 “Enter To Grow in Wisdom(入则增其智)”,出门一侧“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Mankind.(出则贡献国家与人类)”。


“尽人事知天命,在环境能允许的条件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刘泓说。(责编/张希蓓


本文图片皆来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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