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14%社会组织生存堪忧,面临倒闭

当代公益微信 2020-08-18 15:17社会组织生存


大量社会组织都面临类似的生存困境,这些组织规模不大,成立多在2015年后,主要开展线下服务,缺少外部资金注入,疫后转型空间有限……

“社会需要的是能够切实满足需求,解决问题、有效果的社会组织。”徐本亮分析,一些单纯依赖政府资金的社会组织,往往缺少主动面向市场、寻找机会、争取资源的动力和能力。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南周记者:汪徐秋林

责任编辑:张玥晗


在父母工作期间,绿色蔷薇会把他们的孩子聚到一起,上绘本课、音乐课、戏剧课等。这些课程通常由志愿者讲授。7月26日,孩子们的绘本课结课了。(受访者供图/图)


丁丽没想到,在公共平台上筹款竟然“出了圈”——原打算像往年一样筹10万元项目资金,但筹款信《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成了爆款网文,在朋友圈里感动了很多普通人。2020年7月12日,深圳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下文简称“绿色蔷薇”)筹款10天后,竟然筹到了56万元。


在信中,绿色蔷薇创始人丁丽回顾了自己的女工经历和创办机构的缘由。疫情影响下,和很多中小社会组织一样,绿色蔷薇几个月没有收入,难以为继,“如果不能在一个月中筹到15万元最基本运营的资金,机构就要面临关门的风险”。


幸运的是,丁丽得到了网友的支持,而“第三部门”中更多中小型社会组织则继续挣扎在生存边缘。“第三部门”即不属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的社会组织,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


2020年5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机构针对社会组织发起了网络问卷调查,发现42.6%的机构收入有所减少,而受疫情影响无法开展筹资的机构多达38.9%。


2020年7月20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公益慈善周刊等机构通过对北京市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调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社会组织的打击》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更加精准地调研了社会组织的生存状况,报告发现超过九成的社会组织受到疫情打击,近14%的社会组织面临倒闭风险。


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量社会组织都面临类似的生存困境,它们分别来自陕西、四川、江苏、湖北、广东等地,这些组织规模不大,成立多在2015年后,主要开展线下服务,缺少外部资金注入,疫后转型空间有限……


疫情影响带来了困境,也凸显了社会组织现存的问题。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2020年是社会组织的考验之年:不仅要求生,还从长远来看,需要建立新的工作模式,充分调动资源,以适应改变。



“难熬”的困境


“为了求生,除了向公众筹款,我们还申请了各种基金会的项目。”丁丽回忆,众多方式中公众筹款的效果是最快的。


7月2日,丁丽的筹款信发布后,求救呼声在网络中迅速发酵。10天内,绿色蔷薇筹到了高达56万元的捐款,费用能够覆盖两年女工项目的运营成本。


绿色蔷薇的困境和很多服务性机构类似,“面临巨大的资金断裂困境”,丁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疫情期间他们还在工作,除了交房租水电、缴纳机构人员社保、给志愿者发放补贴,还为所在社区的家庭发放了口罩、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几个月总共花了十余万元,但机构收入几乎为零”。


西安小红帽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下文简称“小红帽”)疫情期间的进账也几乎是零。


小红帽有两百余名登记在册的志愿者,3位全职员工。“每月包括房租、水电、社保在内的固定花销为2万元,没有固定资产,疫情以来每月进账约等于零。”小红帽秘书长马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询问的数字如数家珍。过去,小红帽主要为西安当地大型活动开展提供志愿服务与志愿者培训。收入来源主要是企业和社会机构的捐款。疫情中,小红帽的志愿者积极参与了当地社区的防疫活动,机构也向这些志愿者提供手套、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但近几个月,小红帽此前开展的线下志愿者培训服务无法开展,企业的捐款也暂停了。马昊放弃了公众求援,这些年,他们做的多是企业资助的培训项目,并不太擅长进行公众筹款,“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


随着项目停滞,机构数月以来都需要贴钱运营,马昊决定注销这个存在近4年的志愿者组织,接受采访时,他正在办理注销前的清算。


“过去几个月,这种情况在全国不同地区都出现过。”评估报告执笔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评估报告对随机抽取的151家服务型社会组织进行问卷调研,他们发现,2020年上半年与2019年同期相比,过半社会组织的项目、团队、服务规模,以及机构总收入,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减。


除了近14%的社会组织面临着倒闭风险,评估报告发现78.15%的北京市社会组织账上资金能够维持机构生存时间集中在半年以内。也就是说,这些组织若不在半年里找到办法,也同样面临生存危机。


而据5月北京益行公益信息交流服务中心与公益慈善周刊共同发布的《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显示,此次疫情,对不同省份、不同区域的执行型组织,受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其中中西部地区的机构比起经济发达地区的机构更加“难熬”。



收入来源单一


2020年2月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预计疫情后,一些社会组织将遭遇生存困境,“过去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依靠大企业捐款的公益机构,未来捐赠收入上可能会大幅收缩”。


这些机构或因疫情的影响,服务或项目难以为继,导致收入锐减,在机构缺乏储备金、收入来源单一的情况下,一旦缺乏外界“输血”,就难以生存。


从2月至今,面对疫情以来的相关挑战和困境,公益行业一直在积极讨论,其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中提及最多的问题是收入来源单一。据上海卓越公益事业评估中心理事长徐本亮介绍,目前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政府购买、社会捐赠、服务收入和投资收益。但由于投资收益要求较高,多数社会组织主要依靠前三种渠道取得收入。


评估报告的调研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在北京市社会组织中,提供服务或产品收入和政府补助及政府购买服务收入、捐赠收入是调研社会组织的主要收入渠道,分别占到了64.24%、60.93%、54.30%。收入单一,太过依赖某一渠道,最终会导致深受影响。


绿色蔷薇扎根于深圳龙岗区六约社区。这里工厂林立、进城务工人员聚集。统计显示,六约社区仅有三千余户本地居民,却有15万-18万的外来人口,是龙岗外来人口最多的社区。


2015年成立以来,绿色蔷薇在当地为外来女工提供反对家庭暴力的支持,并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托管服务。在城中村里,他们给孩子们设立了读书室、活动室,还会针对女工群体,组织如“两癌筛查”“反家暴法律知识讲座”等活动。这些面向外来家庭举办的活动,往往不收费,或只是象征性收取3元-30元的志愿者交通费用。疫情后,绿色蔷薇儿童的托管费用则一分钱没收,导致机构收入进一步减少。


绿色蔷薇服务的家庭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组建的家庭。夫妻二人进厂打工,有的人同时做两三份零工,往往白天进厂、晚上回家还需借助路灯做刺绣等手工制品,“三五十元对这样的家庭,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丁丽不忍向他们收费。


因此,运营五年来,绿色蔷薇依然单一依赖于基金会的资金。他们也尝试过申请提供政府购买服务,“但政府提供资金的儿童项目,我们的申报也都还没排上。”丁丽说。


董强解释,来自社会的捐款一般都会第一时间流向基金会,“没有公募资格的社会服务机构拿不到钱,基金会也不会把所有的捐款都拨给社会服务机构。”为此,绿色蔷薇这类小型社会服务机构平时能够调用的资金、社会资源、影响力都很有限。


此外,很多志愿者组织或社工组织的资金来源单一依赖于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项目一旦缩减,机构就会面临困境。


江苏镇江市山水义工服务社(下文简称“山水义工”)主要参与当地慈善会、社区、工会组织的志愿服务项目。创始人杨柯解释,在大型公益基金会资源匮乏的镇江,社会服务组织开展项目主要与当地慈善会、红会等机构开展合作。


“比如社区、慈善会想开展一个活动,就来找我们,我们再策划组织活动、寻找志愿者。”杨柯回忆。


但眼下,政府项目缩减,杨柯和他的志愿者团队随之面临资金收紧、人员流失、项目锐减的局面,近几个月,杨柯没有接到一个项目。



如何脱困

2020年7月29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举办了一场探讨社会组织与基金会协作的研讨会。会上,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郑依菁介绍,与联劝有合作关系的公益机构超过400家,今年联劝品牌项目的筹款也受到了影响,从往年1400万元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435万元。


从基金会的角度,郑依菁发现,应对疫情影响,与他们合作的公益组织们正在各想办法,有的机构裁员,有的机构将抗疫项目与原有常规项目相结合,以增加项目灵活程度。


在恩派创始人吕朝眼中,这次疫情影响类似一次社会组织的“金融风暴”。吕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类似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常见招数:手里拿住现金、不要盲目扩张、尝试转型现有项目、调整业务模式。


评估报告的调研发现,社会组织也纷纷做出了一些调整,如调整机构业务、调整机构团队分工、调整机构管理机制、调整机构运作成本,进行一些缓冲策略,同时增加筹款/融资/贷款力度、寻求政府支持、加强社会组织间联系与合作,希望切实降低疫情影响。


而徐本亮的建议更为长远。他认为“提高学习力,加强能力建设”是解决当下社会组织困境的根本出路。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给服务对象带来改变和收益,才是社会组织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社会需要的是能够切实满足需求、解决问题、有效果的社会组织。”徐本亮分析,一些单纯依赖政府资金的社会组织,往往缺少主动面向市场、寻找机会、争取资源的动力和能力。“疫情后,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希望把有效资源投入到有紧迫需求、产生实际成果的领域。不能找到社会真正需求和痛点的、做可有可无的项目的机构,势必会变得难以立足。”徐本亮说。


“这几年政府加大购买服务力度,很多社会组织是冲着项目和资金成立的,资金来源单一,没有成果,现在面临生存困境甚至要注销。疫情发生使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来了。”徐本亮感慨。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吕全斌希望中国的公益基金会站出来,解决当下社会组织遇到的困境。董强也认为,眼下是服务型社会组织急需得到资助型基金会及相关资助方支持的时候,“但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需要更多的资源联动链条,头部基金会需要站出来。”



变危机为转机


虽然面临困境的组织和专家对基金会有期待,但郑依菁认为基金会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即便基金会占据较多的社会资源,“互助会较难推动”。


郑依菁认为眼下的行业问题,并不能仅仅依靠基金会和社会组织,还有企业、公众、慈善会系统各方资源的协作。


同时业内人士也呼吁政府能提高纾困政策回应民间公益机构困难的速度。面对社会组织的困境,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系列文件。


2020年4月2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优化有关监管措施支持全国性社会组织有效应对疫情平稳健康运行的通知》,共出台十二项支持全国性社会组织应对疫情的相关政策。


2020年7月20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2020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文件,从租金、社保、税费、金融支持、就业稳岗及政府购买服务方面,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


此外,专家们也期待社会组织的自身转变。邓国胜建议,遭遇困境的社会组织应当变危机为转机,调整、改变自己的筹款结构,摆脱对企业捐款的过度依赖,从“傍大款”走向依靠个人小额捐款,为机构创造更稳定的资金来源。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则建议做好月捐,要注重项目设计和机构透明度——项目设计的好坏决定了机构是否有机会获得新的捐赠人,透明度则决定了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留住这批人。


丁丽也期待着改变,眼下她等着募捐资金划入机构账户。她一直希望将绿色蔷薇的规模扩大,能够服务更多女工。如果渡过了眼下难关,她可以透口气,“作为服务社区的组织,我希望在更多层面得到更多资源的倾斜。”


注销小红帽后,马昊还打算做公益,“继续让更多人认同公益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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